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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在故事旁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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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小说加注释是一件特别傻的事儿,但我又总是忍不住
   
  一方面,我希望读者能在故事中体会到乐趣;另一方面,也有必要提醒他们,故事毕竟和正史不同。出于责任感,我必须把两者都呈现出来,由读者自行判断。
   
  就从宣德皇帝的登基开始说起吧。
   
  朱瞻基的登基过程,在历代帝王中不算最复杂,但绝对是最匆忙的一次。
   
  明太宗在永乐二十二年去世之后,太子朱高炽即位,改次年为洪熙元年。他甫一登基,就惦记着把都城迁回南京,并着手开始筹备。(朱棣的年号为“永乐”,庙号是“太宗”。一直到了嘉靖年间,才改为“成祖”。所以在嘉靖年之前,明人只知有明太宗,不知有明成祖。)
   
  就在朱高炽忙着筹备迁都事宜时,老天爷却特别不给面子。从洪熙元年的二月到五月,南京一口气地震了三十次,密集到令人生疑。古人讲究天人感应,如此频繁的地震,是一个特别不吉利的征兆。洪熙皇帝无奈之下,只好先派太子朱瞻基前往安抚。
   
  朱瞻基离京之后,先至凤阳拜谒皇陵,然后再抵南京拜谒孝陵。没想到他离开后不久,五月十一日,洪熙皇帝在紫禁城中突然重病。
   
  这里用“突然”二字,并不夸张。根据《仁宗实录》记载,五月十日他还在接见来自云南的土官,没有任何异状。没想到转天就“不豫”了。洪熙预感到自己不行了,遂召见尚书蹇义、大学士杨士奇、黄准、杨荣等人,由杨士奇草拟敕书,派中官海寿即刻启程,赶去南京通知太子。
   
  海寿是朝鲜裔,永乐年间就在内廷供职,这不是他第一次做这样的事了。永乐二十二年,朱棣北征途中在榆木川去世,也是他和大学士杨荣一起,急急忙忙赶回北京通知太子朱高炽。所以这活儿他很熟。海寿刚刚离开京城,洪熙皇帝的病情急转直下。五月十二日,他已从“不豫”转为了“大渐”,当晚崩逝于钦安殿内。
   
  到底洪熙皇帝的急病是什么,历来众说纷纭。最不靠谱的一个说法,来自朝鲜。《李朝实录》记载说:有个叫赵忠佐的朝鲜通事来京城,到处打听八卦,有人告诉他说是“天震之”,就是被雷劈死了。赵忠佐回去之后,绘声绘色地讲给朝鲜君臣听,这事遂写进了实录。
   
  陆武所撰《病逸漫记》中,对洪熙之病做了更详细的记录:“仁宗皇帝驾崩甚速,疑为雷震,又疑宫人欲毒张后,误中上。予尝遇雷太监,质之,云皆不然,盖阴症也。”
   
  可见朝鲜人纷传的“雷劈而死”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说法,居然还有流言说是有人想毒杀张皇后,却误把洪熙皇帝毒死了。但这些说法都被雷太监否认了,说真正的病因是阴症。
   
  “阴症”是一个特别宽泛的说法,其中最大的可能是洪熙皇帝纵欲所致。他体态肥胖,本来就有心脏方面的疾病,如果不忌床第之事,很容易造成问题。仁宗朝的一位臣子李时勉,就曾谏言洪熙“暗中不宜近妃嫔”,结果被恼羞成怒的天子投入了监狱,差点打杀。
   
  而李时勉有个同事叫孙汝敬,他的传记里也提及说“先皇帝嗣统未及期月,奄弃群臣。揆厥所由,皆悛壬小夫,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。”——“悛壬”的意思是“奸佞”,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,洪熙皇帝即位不到一年就去世,都是那些奸佞小人进献金石药方所致。
   
  从这些零碎的线索中,我们大概可以猜测——洪熙皇帝平时沉溺床第之欢,势必要通过外界进献的药物来进行补助。这些壮阳药物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,终于在五月十一日突然造成了严重后果。朝廷为了掩盖这个死因,只好笼统地称之为阴症。外界则因为病发太快,又传出了雷劈的谣言。
   
  当然,这一切只是猜测而已。究竟暴毙与纵欲之间有什么相关性,纵欲和服食金石有什么联系,甚至洪熙皇帝的生活作风到底算不算纵欲,都无从得知。要知道,明代的文人最喜欢夸张,君主哪怕多在后宫待一天,到他们嘴里都可能算是荒淫无度,进而推导出国将不国,痛心疾首。
   
  所以这个猜测,只是聊备一说罢了。
   
  洪熙皇帝去世的时候,朱瞻基已经抵达南京。根据《明史》记载,他接下来的日程是:“五月庚辰,仁宗不豫,玺书召还。六月辛丑,还至良乡,受遗诏,入官发丧。庚戌,即皇帝位。”洪熙皇帝病重是在五月十一日,同日海寿紧急出京去召还太子。而朱瞻基是在六月初三抵达良乡,并在六月十二日登基。从五月十一到六月初三,前后二十二天,两京之间的距离是两千两百三十五里,合一千一百多公里。考虑到还要扣掉海寿赶路的单程,时间十分紧张。
   
  有一种说法认为,真正害死洪熙皇帝的正是太子朱瞻基。因为从日程上来看,朱瞻基如果等海寿抵达南京后再返回,根本来不及。他能在六月三日抵达良乡,一定是提前返回。他为什么会提前返回呢?自然是因为太子早知道皇帝要死
   
  这个说法,源自对明代的邮传系统不太了解。
   
  明代的邮传体系从移动方式上来分,可以粗略分成水递、马递与步递。前两者顾名思义,是靠船只与马、驴等进行消息传递。步递则是靠人的脚力递送。
   
  和直觉不同,明代的公文传递靠人力为多,而且速度不比马匹慢。在驿道之上,会设置有许多个急递铺(到明中期逐渐与驿站合并),两铺之间相距均为十里。铺内驻扎有少壮铺兵,腰系铃销,一接到公文便立刻飞跑而出,直到下一铺。
   
  根据规定,两铺之间的这十里距离,铺兵必须在四十五分钟之内跑完。两华里折算一公里,也就是说,步递的移动速度是每小时六七公里。如果大家对这个速度没概念的话,我这个胖子日常健身,每次会跑上五公里,三十二分钟之内完成。
   
  那些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完成这个路程,非常轻松。
   
  当铺兵跑到下一铺之后,会有另外一个铺兵等候在那儿,交接文书之后,继续以同样的速度冲出去。就这样轮换接力,铺段相接,每一段都是以最好的状态前进,无须考虑休息。这种传递方式昼夜不停,二十四小时之内,理论距离可以跑出约一百五十公里,三百里地。
   
  这个速度,已和寻常马递的速度持平。北京到南京的距离是两千两百三十五里,一封文书从北京发出,无论走脚递还是寻常马递,理论速度八天就能送到南京。
   
  但马递也可以采取接力轮换的方式,昼夜不停,速度会更快一所谓“八百里加急”。当然,这个“八百里加急”只是理论值,考虑到夜间视野受限、沿途地形阻碍等要素,实际上日行五百里,也就是两百多公里。不计成本的话,两京之间单程只要六天时间。(因为还要考虑黄、淮、长三条大河的涉渡。)这种加急传递成本极高,参与传递的马匹一定会跑废掉。只有最紧要的军情大事,才能用这种方式传递。而“召还太子”,恰恰就属于大事中最要紧的一桩。
   
  考虑到海寿一个人不可能连续八天昼夜奔驰,也许朝廷采用的是双发,正式玺书由海寿携带前往,同时也会发出一封信函,通过马递先发通知太子。毕竟朝廷最急切的目标不是送达玺书,而是让太子尽快得知消息,及时返回。
   
  换句话讲,在五月十八日之前,朱瞻基完全可能接到来自京城的消息。接下来,他有十五天时间从南京返回北京。这个时间虽然很赶,但不至于完全做不到。朱瞻基的行程暴露弑父阴谋这个说法,是站不住脚的。
   
  根据《宣宗实录》的说法,当朱瞻基在南京接到海寿的消息时,南京已经到处在传言洪熙皇帝去世。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。海寿出发时,带着的是“上不豫”的消息,并不知道次日洪熙驾崩。那么南京这个传言,到底何时兴起?又是从何而来?
   
  实录记载得相当含糊。一种可能的解释是:朱瞻基接到消息后并未封锁,消息很快传人城中各处,以讹传讹,从“不豫”变成了“驾崩”,谣言歪打正着,反成了预言。
   
  无论如何,朱瞻基这时在南京已经不能待下去了,他必须立刻返回京城。这时太子身边的幕僚劝他说,这是一个敏感时期,必须小心,最好待护卫部队齐备了再返回。还有人建议,不要走驿路官道,最好从偏僻的小路迅速北上。
   
  从这些提议来看,这些幕僚应该预见到了某种危险,而且就在归途中。但朱瞻基拒绝了这两个提议。无论是整齐兵马还是走小路,都太耽误时间。他这样说:“君父在上,天下归心,岂有他心?且予始至速还,非众所测。况君父召,岂可稍违!”
   
  朱瞻基到底是跟随朱棣打过仗的人,颇有决断。他认为自己刚到南京,即刻返回,这种反应速度远远超出别人预料,根本反应不及。朱瞻基知道,在这个节骨眼上,尽快归京是最重要的,多高的风险都得冒。
   
  至于这个风险是什么,朱瞻基没明说。《实录》里只说他“遂由阳道驰还北京”。驱道即驿道,但究竟是走水驿、陆驿还是水陆交替,实无可考。但在《明史》的《朱高煦传》里,却记录下一个充满戏剧性的细节:“未几,仁宗崩,宜宗自南京奔丧。高煦谋伏兵邀于路,仓卒不果。”
   
  汉王居然在半路设下伏兵,打算把自己这个侄子干掉。只因为朱瞻基的行动速度太快,这边仓促间未能合拢包围,才让太子逃出生天。由此可见,东宫幕僚在南京的劝谏,是有原因的,而朱瞻基果断行动,是何等英明。
   
  只可惜史料不全,到底汉王是在哪里“伏兵邀于路”,又是如何“仓促不果”,只能让我们自己去想象了。这也是这本小说的灵感源头所在。最早是常江老师觉得这一段大有文章可做,讲给我听,我用一个我考证出来的西汉故事跟她做了交换,才开始了朱瞻基的大冒险。
   
  朱瞻基躲过了汉王的伏击之后,在六月初三抵达良乡。在这之前,洪熙皇帝的尸体一直停在紫禁城中,秘不发丧,等候着他的到来。很快一干大臣赶至卢沟桥,捧遗诏迎候太子。太子在香案前几次哭至晕厥。
   
  接下来,就是一步步的常规操作,再没出什么意外。朱瞻基顺利登基,定年号为“宣德”。
   
  不过《实录》里特意提过一句:“大行皇帝上宾,外间稍稍有闻时,上未至北京,喧传高照,欲举犯阙,人心汹汹。及上还始定,而京师戒严已久。”
   
  可见在朱瞻基返回之前,京城地面并不太平。无论是“喧传高照”还是“欲举犯阙”,这都是相当严重的行为,尤其是在京师戒严的前提之下,谁有权力和资源搞出这么大动静?《实录》未提,但明眼人都知道。
   
  因为,这件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
   
  朱高煦早在永乐年间,就一直蠢蠢欲动,简直要把“谋反”挂在脸上。他不是坑陷大臣一比如解缙即死于他的谗言一就是嘲弄哥哥朱高炽,还私养军队,杀害地方军将。最后连他父亲朱棣都受不了了,将他废为庶人。多亏了朱高炽求情,他才恢复了藩王身份,但被徙封至乐安州,不得出城。
   
  朱高煦的野心并未因此停息,他派自己的儿子朱瞻折在北京,随时监控京城动静,经常一天送出六七份情报。尤其是朱棣北征之后,他更是派遣了许多党羽潜人京城,看是否有可乘之机。所以当朱棣死于北征时,杨荣如临大敌,秘不发丧,直到太子朱高炽迎到棺椁,方才放心,这正是为了防止朱高煦父子搞出什么小动作来。
   
  后来朱高煦杀了朱瞻折的母亲,父子失和。朱瞻折向洪熙皇帝举报朱高煦的种种恶行,而朱高煦也不示弱,亲自跑到北京来,举报朱瞻折在京城私窥朝廷的恶行——这一对父子,真是够奇葩。洪熙皇帝哭笑不得,说“汝处父子兄弟间,谗构至此,稚子不足诛”,把朱瞻折远远打发去了凤阳守皇陵,改了老二朱瞻坦为世子。
   
  一年不到,同样的局面又出现了。这一次是天子死在京城,太子远在外地。这一次天赐良机,朱高煦岂会放过,他除了设伏谋害太子之外,自然也得在京城搞出点事情来。
   
  不,不只是京城,朱高煦这一次的篡位动作,比想象中要大得多。整个计划的轮廓,要再等一年才会完全浮出水面
   
  宣德皇帝即位之后,对这位派兵伏杀自己的叔叔挺好,非但没下旨申饬,反而增加了封赏。他之所以这么做,显然也是意识到了汉王的布局太大,一时不宜动手。先等自己位置坐稳,再清算不迟。
   
  洪熙元年,就在这种诡异的和睦气氛中过去了。到了次年,也就是宣德元年的八月,汉王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惶恐,决定动手了。
   
  他派遣了一个叫枚青的亲信,潜人京城,联络勋臣做内应,结果被英国公张辅给抓起来了。与此同时,汉王不知怎么说服了山东都指挥靳荣,在山东境内拉起一支强悍的队伍,给诸多将领分派官职,大加许诺。更夸张的是,天津、青州、沧州、山西诸都督指挥,也相约举城响应汉王。
   
  倘若这个计划真能搞起来的话,等于是将京城团团包围,说不定真能成事。
   
  可惜这一连串举动,全在宣德皇帝预料之内。在过去的一年里,他就像郑庄公对付弟弟共叔段一样,安静而耐心地等对方主动跳起来,等着汉王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,然后再师出有名,一击而定。
   
  当汉王在乐安州正式打起反旗之后,宣德皇帝终于动了。他御驾亲征,带领京营大军把乐安州团团围住,四周神机统箭,声震如雷。在这种恐怖的震慑之下,汉王终于意识到自己没有一点胜机,主动出城请降。
   
  宣德皇帝指定身边一个叫于谦的年轻御史,历数汉王的罪行。史书记载于谦:“正词崭崭,声色震厉。高煦伏地战栗,称万死。”完美地完成了任务,令宣德皇帝龙颜大悦。这让他接下来的仕途一帆风顺。
   
  不过宣德皇帝并没有杀掉汉王,而是将他们父子带回京城,关在西安门内。但其他参与者就没这么幸运了,被砍头的有六百四十余人,戍边者一千五百余人,编边氓者七百二十人。可想而知,朱高煦叛变的规模有多大。
   
  虽然从现有资料里,我们无从判断朝中重臣有谁参与了这场叛乱。但从京城动静来看,汉王绝不是孤军作战,一定是内外呼应,才有胜算。其中最值得怀疑的,正是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吕震。
   
  吕震虽然官运享通,但性格佞谀倾险,操行无取。他在这场汉王之叛中并未受到什么牵连,但在汉王覆没的稍前时期,突然离奇暴毙。史书上说他去祭祀太庙,在西番僧人那儿喝酒,喝得酩酊大醉,回家之后突然死了,算得上是一件奇事。
   
  汉王这个人,当真是骨子里桀鹫不驯。他即使被禁锢在西安门内,依旧没夹起尾巴老实做人。《国朝献征录》里记载了他的结局:有一次,宣德去探望汉王,没想到汉王一伸脚,把他绊了个大马趴。宣德这次可真是气坏了,找来一个三百斤的铜缸,直接把他扣在地上。汉王还不服,试图把大缸举起来。宣德命人在旁边烧起炭火,把汉王硬生生烫死在里面。而汉王的十个儿子,包括朱瞻折、朱瞻坦、朱瞻域在内,一并处死。
   
  都惨到这份上了,居然还主动作死,只能说汉王真是性情中人,宁可不要性命,也要好好出一口恶气。
   
  在解决汉王的同时,宣德皇帝还在忙碌于另外一件事:为先皇修建陵寝。
   
  这事本来不算奇怪,哪个皇帝登基之后都会干同样的事。可麻烦就麻烦在,朱瞻基必须同时修两座陵寝。
   
  永乐七年,朱棣选定了京城北边的黄土山,改名天寿山,开始修建自己的长陵。长陵规模宏大,工程浩大,一直到永乐十一年,方才修完地下部分,但地上部分始终没有彻底竣工。洪熙皇帝即位之后,长陵工程仍在继续。可谁也没想到,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便突然去世,别说他父亲的陵寝没修好,连自己的都没开始动工呢。
   
  两座陵寝,都要朱瞻基来主持修建,这个负担可是不小。好在洪熙皇帝临终遗诏:“朕既临御日浅,恩泽未浃于民,不忍复有重劳,山陵制度务从俭约。”于是朱瞻基在长陵西北不远处选定了下葬位置,亲定规制,是为献陵。献陵的规模与设计,完全遵照了洪熙的遗愿,不张奢华,力求简朴,很多建筑能省则省。
   
  献陵的正式动工,是从洪熙元年七月开始,也就是宣德皇帝登基后一个月。为此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亲率军士万人,南京附近卫所旗军以及匠户等十一万人前往助建,另外又从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直隶等地区征调了五万名民夫。
   
  如此规模的人力动员,加上陵园设计不算繁复,建造速度自然很快。同年八月,玄宫便告落成,洪熙皇帝正式人住。但其他配套建筑比如明楼,则暂时停止了施工,因为无论如何得先把长陵完成,不然儿子的陵寝比父亲的先修完,于礼不合。
   
  长陵最终全部完工,是在宣德二年。不过我们现在去参观所见到的大石牌坊、棱恩门等,都是嘉靖年间才增补起来的。至于献陵的正式完工,则要拖到正统八年三月,宣德皇帝已经去世很久了。顺便一提,宣德死后入葬的景陵,比献陵还小。他临终前表示身为儿子,不敢比父亲的陵寝规制大,更不要像长陵那么劳民伤财。所以后人做过总结,明十三陵中,献陵是最简朴的一座,而景陵是最小的一座。
   
  说到这几座明代帝王陵墓,还有一个无法绕开的残忍话题,那就是殉葬。
   
  殉葬作为一种古老、野蛮的葬礼制度,盛行于商周,式微于春秋战国,并在秦汉之后基本绝迹。此后中原王朝不复见成习俗化、礼制化的陪殉之仪。但到了大明开国之后,这种古老的殉葬习俗突然便死灰复燃。据毛奇龄的《彤史拾遗记》记载,朱元璋去世时,一共有四十六个妃子陪殉于孝陵,宫人也有十几名。《万历野获编》则说“凡妃殡四十人。俱身殉从葬。仅二人葬陵之东西。盖洪武中先殁者。”
   
  无论是哪一种记载,都说明朱元璋去世时,陪葬宫妃的数量相当惊人。这些不幸的殉葬女子有一个专有名词,叫作“朝天女”,她们的亲属则被称为“朝天女户”,颇得朝廷优恤。
   
  比如在建文朝中,一批殉葬妃子的亲属被特批进入锦衣卫,成为百户或干户。靖难之后,这些人本该作为建文一党被清洗,但朱棣特意下旨挽留,对这些朝天女户安排不同,调去了孝陵卫。一个叫程嗣章的诗人这样写道:“掖廷供奉已多年,恩泽常忧雨露偏。龙驭上宾初进爵,可怜女户尽朝天。”
   
  建文帝在南京陷落后神秘失踪,无从下葬,并无殉葬的机会。而到了朱棣去世之时,遗诏一体遵照祖制,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宫妃殉葬。《太常续考》称陪殉长陵的妃子一共有十六名,但具体有哪些人已无可考。只有《李朝实录》的世宗卷二十六里,记录下了韩氏、崔氏两名朝鲜妃子的名字,以及殉葬的详细过程。这里姑录全文,至今读之仍是毛骨悚然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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